柳传志下海创业30年感慨：有无数次要死要活的坎

在飞往新加坡的航班上，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秘书长程虹向四周环顾了一眼，已经组织了三次的企业家国际访问，理事长柳传志第一次缺席，因为一次微创的治疗，他放弃了此次长途旅行。

在柳传志70岁的这一年，刚好也是他下海创业30周年，当然这同时也是联想的年龄。面对而立之年的公司，柳传志颇多感慨，于是动笔给自己的员工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到：“在这三十年中，我们有过无数次要死要活的坎，其中有的是早年间国家计划经济的体制带来的大麻烦，有的是我们战略决策错误造成的苦果，这里面有大量的难以忘怀的痛苦。”

1984

在接受一家人物杂志的采访时，柳传志说自己没看过奥威尔的《1984》这本书，但1984年对于柳传志来说，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对改革开放前知识分子的状态，柳传志是这样概括的：“被阶级斗争搞得心惊胆战，被无所事事的生活搞得麻木不仁。”某种程度上这也许是柳传志对自己那段人生的描述。

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6年，但中国人依然生活在计划经济和票证供给的时代。柳传志这一年40岁，月工资78元，全家7口人住在一间12平方米、屋顶铺着石棉瓦的“自行车棚”里，在中科院计算所外部设备研究室搞一项叫作磁记录电路的研究。早在1980年的时候，柳传志已经接触到国外同类研究的优秀成果，这让柳传志异常苦闷，后来柳总结说：他可以忍受清贫，但不能忍受自己碌碌无为、虚度时光。

1984年10月17日，柳传志和11个同事在北京中关村[-0.48% 资金 研报]科学院南路2号计算所的传达室里，创办了联想公司的前身。从这一天开始，柳传志把自己投放到一个完全不可预知的人生轨道当中。

在他40岁之前，中国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阶级斗争，整个中国都非常穷困，也没有办法让个人得到发展，实现自己的理想，这让他很痛苦。 40岁以后，他正赶上国家改革开放，选择了创业，也知道会很艰难。曾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柳传志不得不放低身段去和基层工商管理人员打交道，为了一张审批报表，他得接受一个年轻办事员难看的脸色和难听的斥责。

但即便如此，柳传志也丝毫没有回头的打算。

2014年深秋的一天，在靠近住所的一家酒店的会客室里，柳传志向记者回顾了30年前创业的难处：“80年代初成立的公司，遇到的第一个大难关就是在社会体制发生变革的时候，法制法规跟不上，人们的思想处于一个相对来说非常混乱的时期。”

这样一个时期，对于柳传志和他的同事们最大的考验就是能辨别政策红线，尽量踩在红线里头。对红线的把握是高明的，也是高风险的：完全在红线里走，企业根本发展不起来;而走出红线，风险就无法估量。

“那个时候政策的解释经常是掌握在执行人员的手里头。”

那个时候国家为了保护国内的电脑品牌，对电脑进口额度和关税实施控制。这样一来，能搞到进口批文就成了中关村电脑公司的生存之道。联想自然也是争抢批文的一员，但柳传志为公司设定的底线是“法律手续必须完备”，“必要的时候要割让掉一些利益”。